比如，作为我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国务院通过发布某某年的何种国债的《国债条例》而发行国债，凡是该国债的购买者就当然地享有到期收回本金并获得法定利息的权利，这种权利就属于此处所说的境遇性新兴权利。
在宪政体制下，宪政框架的相对稳定通常依靠两方面的制度来保证。除了这些约束以外，美国联邦法官本身的高素质（他们都受过高等法律专业教育和训练，并通常是法学家或有成就的律师）也有利于保证司法审查的质量。
（五）对我国宪政和法治建设的几点思考上面我们初步地讨论了法、法治和宪政这三个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3）和所有其他人一样，议员的理性是有限的。在条件成熟前，人民代表大会不应该轻易立法，而且在立法前还可以给民间和法院一定的时间积累经验。高级法从不为过度司法（judicial activism）辩护。自由主义要求有限而且有效的政府，法治自然地成为其规范政府任意权力的必要制度安排。
在共和国里，政府的自由裁量权给民众的法定自由所带来的不安全并不少于君主国（戴雪，1982，第110页）。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自由民主体制信奉两个基本原则：法至高无上原则和有限立法权原则。三、司法英雄巴拉克以色列宪法革命的发生与阿哈龙.巴拉克这个名字是分不开的。
这样才有了1992年的两部人权法。两人关于法官在民主国家中的作用、法律解释、比较法以及法治与反恐等诸多问题上都存在很大的分歧。[48] H.C. 910/86 Ressler v. Minister of Defence 42 (2) P.D. 441.[49] 以色列的可诉性与美国的可诉性概念有所不同，而是更接近政治问题原则。Gidon Sapir, The Israeli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How did it happen? Bar Ilan Univ. Pub Law Working Paper No. 08-02.[28] Richard Posner , Enlightened Despot, The New Republic, April 23, 2007.[29] 参见第二节司法的政治化。
[75]2、司法机关在民主社会中的作用。例如，在以色列并不存在立法和行政机关之间的真正分立，不存在两院制，议会选举实行比例代表制，因而经常导致一个多党制的议会和联合政府。
[52]以色列最高法院采取目的性的解释，尽可能将法律解释为符合公认的人权，限制行政权力，除非议会立法有明确的规定，否则即认定政府官员没有被授权侵犯人权。同时根据经验评估的结果，法院也是最适合决定具体立法规定是否违反基本法的机构。就此而言，司法机关其实并不是反民主的，而恰恰是为了保护民主。具体来说，关于以色列公共争议中最重要的那些问题，例如和平、安全和人权，最高法院总是在其他政府部门的左边。
这是政治法律化导致的一个重要后果。第二是要求法官的选任过程政治化，要求法院特别是最高法院的组成能够像议会那样能够代表（representative）以色列社会的各个群体和政治观点，或至少能够体现（reflexive）以色列的政治地图。Jeremy Waldron, The Core of the Case Against Judicial Review, 115 Yale Law Journal 1346 (2006). 进入专题： 民主国家的法官 阿哈龙.巴拉克 。同时，大部分媒体都没有报导立法的过程，电视则是完全忽视。
与美国最高法院左右摇摆不同，在以色列的政治谱系中，相较于政府和议会，最高法院一直属于左翼和温和派。例如《议会基本法》第四条规定：议会应当根据选举法，通过全国范围内直接、平等、秘密与比例代表制的普选产生。
还提议设立独立的宪法法院，赋予其审查议会立法的权力。[4]与此同时，巴拉克领导下的最高法院的超级能动主义（Judicial Hyper-activism）遭到了来自右翼政治力量、宗教团体和保守主义法官的激烈批评，陷入了政治风暴的中心。
再者，判例法中所承认的人权目录仍然非常有限，并没有包括经济与社会方面的权利，最高法院也没有根据现有基本法的规定为其提供有效的保护机制。不像以前，现在以色列最高法院会明确而且详细地讨论法律和政策的一般问题，即便与当前案件的具体问题并不存在直接的关系。以色列自建国以来，就一直处于非常的状态。Gidon Sapir, The Israeli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How did it happen? note 24, Bar Ilan Univ. Pub Law Working Paper No. 08-02.[11] 关于以色列最高法院的推动者，存在两种解释：一种认为是议会推动的，另外一种则认为是最高法院推动的，巴拉克就持前一观点。研究表明，自1980年以来，有组织利益集团的诉讼大大增加。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181号决议规定：两个国家应在结束委任统治之后选举制宪大会，通过宪法。
[38]就任职资格而言，虽然不同层级法院法官的任命条件不同，但主要是对法律职业和专业素养而非政治归属的考虑。以言论自由的保护为例，1953年的科尔汉姆诉内政部长案（Kol Haam v. Minister of Interior）为了平衡表达自由和公共安全，引入了美国第一修正案的宪法学说，确立了近乎确定（near certainty）的标准，认定内政部长暂停刊发煽动性言论的两份共产主义报纸的决定违法。
[10]后来的事实证明，以色列宪法革命的真正推动者并非议会，而是最高法院。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改变其自身的判例。
最为著名的是调查当时总理拉宾的夫人，最终迫使拉宾黯然辞职。司法机关在民主社会中的作用就是要弥合法律与社会不断变化的需要之间的差距，并且保卫宪法和民主，保卫人权。
后者涉及到宗教自由的问题。以色列政府在建国初期就提出，法官的工资问题应该由议会决定，法官不是政府下属的公务员，其工资不应当由政府决定。然而，在欣赏最高法院所带来的社会变化的同时，也需要谨记波斯纳的告诫：法律思考不容易跨出国界。[1] Aharon Barak, The Role of a Supreme Court in a Democracy, and the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58 University of Miami Law Review 125 (2003); Justice Matthew O. Tobriner Memorial Lecture: The Role of a Supreme Court in a Democracy, 53 Hastings Law Journal 1205 (2002); The Role of the Supreme Court in a Democracy, Israel Studies, Vol. 3, No.2 (1998), pp. 6-29.[2] Aharon Barak, Foreword: A Judge on Judging: The Role of A Supreme Court in A Democracy, 116 Harvard Law Review 16 (2002).该书还有一个希伯来文版，Aharon Barak, Shofet Behevra Demokratit, Nevo Publishing, 2004。
巴拉克认为应该寻找这两种价值当中的公分母，而不是突显各自的特殊性。首先，法院是被动的机构，对自己的议程没有直接的控制权，而是要取决于外部的主体。
[74] 波斯纳在这一点上与巴拉克的看法大相径庭。1958年第三届议会通过了第一部《议会基本法》，到目前为止共有11部基本法。
感谢以色列巴依兰（Bar-Ilan University）大学法学院的厄里.阿伦森（Ori Aronson）博士发来他的文章作为参考并核实有关数据。可以说如果没有巴拉克强有力的领导，以色列最高法院是不会呈现出今天这种显著地位的。
各种文本都有主观目的和客观目的，而目的解释就是要在主观目的和客观目的之间形成平衡，找到文本的最终目的。批评者认为，这导致政治部门过于关注最高法院的反应，而非选民的意愿，因而削弱了民主的价值。在以色列建国的早期，最高法院一直保持比较低调的公众形象，很少直接介入到政治争议和当下的公共讨论，注重的是解决纠纷。[3]理查德.波斯纳调侃说，如果有诺贝尔法学奖，他一定是名列前茅的候选人。
诸如宗教团体在1995年之后就反对制定任何新的权利法案，以免进一步授权给最高法院。而政治司法化的同时，也意味着司法的政治化，司法机关或早或迟，或多或少会随着政治状况有所起伏。
这两起案件体现了1992年之前和之后最高法院解释基本法地位的不同进路，涉及到的分别是《议会基本法》第4条和《职业自由基本法》第4条的刚性条款。无如论如何，以色列现在最是需要一部宪法凝结社会合意，就此也有不断的努力。
这些刚性条款分为程序和实体两种类型：就程序性的刚性条款而言，相关规定不可通过简单多数加以修改或撤销，而必须得到议会全体议员的过半数同意，即至少120位议员中有61位同意。而后者则认为制宪权不可转让，基本法之所以具有最高地位是因为其体现了以色列作为犹太民主国家的基本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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